谁在控制中国经济？
现在中国经济的弊端，主要是由土地和房地产垄断造成的。 金融方面，国家已经放开外资进入的限制；人民币汇率也逐步市场化了。外部对于中国的经济调控手段基本上已经不多。而且近年来，外部对于中国的调控主要是在舆论上施压为主，比如要征收对中国输美产品的惩罚性关税。
事实上，美国目前还是希望与中国在经济发展上进行合作的。因为美国的产能也严重过剩，需要扩大海外市场。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正在顺利推进。 内部的经济调控，目前的手段基本还是行政手段为主。这主要还是由于土地和房地产领域的改革不到位所导致的。
本来，这些年的宏观调控，都是围绕房地产领域的调控开展的。无论是限购、限贷，还是加息、降准，目的都是为了遏制房价的上涨。但结果呢，不仅房地产价格居高不下，其他商品的价格也因为成本上升而水涨船高。
为什么在中国，房地产市场如此特立独行？
原因很复杂。有需求方面的，也有供给方面的。 但最主要的原因还在于，地方政府对土地的出让金依赖过重，导致地方财政出现危机。为了维持当地政府的运作，必须扩大土地供应，增加税收。这就在需求端形成了对于房地产的推动力。 而企业投资，也是出于对利润的追逐。当面临融资成本高企的时候，如果投资项目能带来可观的收益的话，企业宁愿多支付一些利息，也要进行投资。这就在供给端起到了推动作用。 在这种情况下，尽管政府采取了种种手段进行调控，但是收效甚微。只有土地和房地产市场的改革大刀阔斧地推进，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到决定性作用，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问题。
在市场经济中，政府和市场的关系至关重要。经济学家哈耶克说，在市场经济中，个体自由与政府权力存在必然的冲突，政府权力必然侵犯个体自由。但另一位著名经济学家凯恩斯则有不同的观点。他认为，如果政府对宏观经济进行有效调节，不仅可以保证国民经济有序运转，而且也会为个体自由创造条件。从现实的经济发展看，凯恩斯的某些断言确实有相当道理。但是，市场经济中的政府权力如果凌驾于市场，其侵犯和破坏性是巨大的。西方国家经济之所以能够保持持久增长，其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政府的权力受宪法的约束，没有也不可能对经济形成全面控制，使得市场成为资源配置的基础，从而可以最大限度地调动人们的积极性。这就是所谓西方经济的“民主效率”。
我国市场经济发展取得了巨大成果，经济总量已进入世界前列。但是，我们也应当看到，在经济发展和市场发育过程中，政府权力干预经济的问题十分突出。我们所要建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政府依法适度调控经济的经济体制。但在实践中，政府权力特别是地方权力对经济的控制和干预则远远超出了市场经济所应有的尺度。
政府权力过度控制和干预经济，突出表现是在很多领域经济活动缺乏自主性，市场得不到有效发育。比如，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从发达国家的实践看，金融竞争、金融创新有力支持了实体经济的快速发展。而我国的金融，从存贷款的总量到规模，从投向到价格，从机构到市场，总体上还在政府直接控制之下，金融的市场化程度很低，金融改革滞后，企业缺乏金融资源竞争的平台和创新的机制。“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迟迟不能解决，与此有重要关联。
又比如，土地是我国重要的生产要素和自然资源，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垄断了包括农民宅基地在内的土地供给，在土地市场上，农民没有定价权。这一制度安排阻断了农民土地财产权的实现，既不利于农民收入的增加，也不利于城市土地市场的价格发现机制形成。土地的高成本也极大地推高了房地产价格。
再比如，我国政府财政支出在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中所占比例过大，政府供养人员过于庞大。收入、消费、福利制度的高度二元化，对经济和社会资源造成了严重扭曲。一方面，大量社会资源被政府垄断和控制，另一方面，农村和城市低收入群体的基本公共服务难以有效保障。
此外，政府通过行业协会控制相关行业，也是对市场的重要干预。在很多领域，合法的市场主体要按照政府的安排开展工作，缺乏基本的自主决策能力。
市场发育不良制约了经济活力和效率，形成了严重的寻租空间。比如，信贷被政府高度调控，形成巨额的信贷寻租，成为社会腐败的源头之一。土地政府垄断，不仅严重侵犯农民土地权益，而且带来地方政府和土地相关的腐败。财政支出高度二元化和非均衡化，带来政府工程的严重腐败，也严重危害了社会的稳定和团结。
政府权力过度控制经济和市场，还通过政企关系表现出来。我国经济的另一个明显特征是，国有经济规模巨大，国有企业控制着重要行业和领域的关键环节。从1993年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国有经济的战略性调整至今，国有经济垄断领域的改革举步维艰，国有经济占GDP的比重几乎未变，国有经济的垄断问题没有改观。
政府对企业的不当行政干预也大量存在。如对国有大型企业领导人员的行政级别定位和使用，就是一典型案例。国有企业负责人使用行政级别，使国企负责人的行为方式和价值观行政化、官僚化，必然对国企的法人财产权和经营自主权形成损害，也会对国有企业参与的市场竞争造成扭曲。
政府权力过度控制和干预经济，说到底是个权力滥用和侵害产权的问题。政府的行政权力在经济事务中的大量使用，不仅使资源配置偏离效率最大化，而且使市场主体的财产权、收益权、发展权也得不到有效尊重和保护。
我国正处在经济体制和行政管理体制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要切实推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解决经济运行中的突出矛盾，就必须切实推进政府权力的规范和转型，政府职能必须实现从“管理型”向“服务型”转变。要以保护产权和改善民生、增进社会福利为政府一切经济行为的基点。政府在产权保护方面要遵循“保护产权优先”和“无授权即禁止”两条原则。政府要尊重市场力量，改变行政垄断和不当竞争行为，避免对企业自主权的行政侵害。政府要从市场退出，对属于市场能有效调节的资源配置，政府不得介入。要积极培育市场主体和中介组织，在社会管理上，发挥社会组织和公民的作用。政府要切实保障基本公共服务的可及性，缩小公共服务的区域差别，逐步实现公共服务的均等化。此外，政府要努力提供经济活动的公共产品，为经济增长和民生的持续改善提供动力。
规范政府权力，需要从制度上加以规制。各级政府都要在宪法和法律规范下开展经济活动，严格贯彻依法行政的基本原则。要切实加强人大对政府预算的审查监督，对政府性基金和国有资本经营预算也要纳入人大的预算监管体系。要推进政府公开，健全政府问责机制，推行政府绩效评估。
